公司今年60岁，我57岁，公司比我大3岁，我们也算是兄弟俩。

    我是铁路子弟，父亲是“一老工人”，我出生在贵州大官坡工地，我婆婆当时也随父亲住在工地，后来婆婆去世后，就地埋在“大官坡隧道”工地山上，父亲临去世前总念叨要把祖坟迁回家乡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

   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搞社会主义建设，父亲他们非常拼命却不觉得苦不觉得累。母亲说父亲是隧道开挖班的工班长，每天干完活儿，父亲与工友们一起从隧洞中出来时，全身上下都是灰仆仆的，只有眼睛滴溜溜的转，送饭的家属们都弄不清谁是谁的丈夫，但男人们却能认到自己的老婆，端起饭就吃，家属们才分辨出自家的男人。

    1962年单位下达政策，大批铁路工人回原籍，父亲也回到了原籍，但是因在工地待得太久，特别是在隧道里，后来查出患上了矽肺病，又被召回单位。

    父亲养病期间，时常念叨他当年带领开挖班完成单月百米成洞的丰功伟绩。在开挖和爆破作业中，他多次安全处理哑炮、坍方，消除安全隐患，避免了许多安全事故发生。在每次季度和年度先进评比中，父亲和他的班组总是第一名，我在家中发现许多印有“中铁二局九处奖”字样的毛巾、被套、床单等奖品，母亲总是舍不得拿出来用，她说“这是铁路工地的念头”。

    80年代当一个工人很骄傲，特别是当一个铁路工人比一般的工人更优越，天南海北到处走，坐火车不要钱，走路都比别人神气，甚至连家属也可享受探亲票，还能报销一半的医疗费，当铁路工人不会掉价。

    父亲去世后，我接班来到二公司，顶替了父亲的工作，临走时母亲告诉我工地上很艰苦，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，我想都没想就随口说“艰苦环境锻炼人，妈妈你就放心吧”。

    1982年我随工地调转到宝成线上抢险，地处甘肃地段的两当车站，那真是山高路险，环境恶劣无比，我们一个班几十人住在牛毛粘工棚里，但是却抵御不了寒气的侵袭，外面有多冷里面就有多冷，毛巾都能结上冰，但是同志们不因环境恶劣讲条件，作风好、纪律好，干劲儿十足。

    晚上别提有多热闹，说笑的、打闹的、讲故事的、说取老婆的，就象一个大家庭，班长突然发话“10点了哈，不准讲话了，准备睡觉”，欢笑声突然消失在一片夜空。

    早上一声起床军号把大家唤醒，说是单位又象部队，整齐的队伍来到食常买饭口，没有一个挤队伍的，连吃饭带准备半小时又全都上了工地，工地上最大的官是队长。队长带着工程师和领工员在工地上不停的转悠，我在班长的带领下每天都有不同的任务。上班就象打仗一样紧张，别看平时师傅们有说有笑相当好处，可在上班时严肃认真，批评人不留情面，一副认真劲让我感到差一点都不行，但师傅们的教导却又让我受用一生。

    那时没有入路“三级教育”，每天上班时师傅们都会教我如何注意安全，提高质量常识，为了提前完成全班生产任务，班长动员开展个人技能比赛和劳动竞赛活动，比谁的大铲打的好、小铲打的快、混凝土质量好和木工手艺精等技术比武。在这种氛围中，我也不势弱，平时只能抬2包水泥，主动加到了3包，平时抬小石头，也主动要求选大个的抬，师傅们都说“这个小伙子有干劲，能和师傅们比了”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师傅在起步时把杠子让了我一大节，他说“你年龄青，抬东西没有经验，万一整到那，不好交待”。每当想起这些语重心长和话，就如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一样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也逐渐的成长。

    1996年我有幸当选为公司党代会代表，一位组织科的老科长亲自接见了我，他亲自给安排吃饭、住宿，问有什么需要，我当时受宠若惊。我一个工人受到如此的尊重还是第一次，后来我当上了干部第二次到机关办事时，公司领导和各部门仍然对基层的同志非常的尊重，从此我就感到回公司就象回到家一样温暖。

    1999年在内昆线师傅黄连坡隧道施工中，我担任5000多米隧道施工的内昆十八队党支部书记，在接待中铁二局集团公司老干部参观组时，一位老处长激动的说“当年5000米隧道全处10多个队，4000多人才能完成，现在你们一个队100多人就完成了，真不简单”。

    到现在公司走过一个甲子，我已经接近花甲年纪。1980年我刚参加工作时，只是一个初中文化，相当于扫盲毕业，那时候公司一年也只有一个亿的产值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公司进行了改制，也在一天天壮大，我的工作技能也在一天天提高。2013年公司一年有差不多40个亿的产值，我也从一个工人成长为一个项目主要领导，不但有丰富的管理经验，还掌握了电脑办公和现代化管理知识，所在项目部年年评为先进，党支部被中国中铁授予“红旗党支部”称号；我本人多次被公司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个人，是公司培养教育了我，我与公司一同成长，我把公司当我家。

    回顾34年铁路生涯，用一句话来表述“我靠企业求生存，企业靠我来发展”，我作为二公司一名员工，我骄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