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期，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开始。农村还是相当贫穷的。绝大部分农村家庭没有余钱去买煤作燃料，只能去山上捡些干柴，或者割些茅草放在太阳下晒干后，用于生火做饭、烧水和煮猪食。

    当时的山林还没有分到各家各户，由村上统一管理。由于村里管理得非常严格，即使村民上山捡些干柴也不敢明目张胆，只能象做地下工作一样，估摸着守林员（我们老家称之为“看山人”）回家吃饭的空闲时间，悄悄地山上打一回“游击”。这有点象“做贼”一样，还要冒很大的风险，因此，想三五成群结队地“大兵团作战”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    那时村上派了两个专职看山人负责管理全村三百多亩山林，他们的年报酬是每人一年500斤稻谷。这两个看山人，一个叫做王业喜，是个单身汉，个子不高，一只手和一条腿都有点瘸，我们都戏称他叫“业喜瘸瘸”。另一个叫曾德科，脑壳上长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癞痢，我们送给他一个“德科癞子”的雅号。其实，这两个人对“看山”这一职责确实是尽心尽力的。

    我父亲是爷爷和奶奶的唯一儿子，虽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还是村里的干部，一年还能赚得上几个补贴钱，但我们姊妹四人都要上学读书，上面还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要赡养，故在经济上也显得见襟捉肘，自然不属于有余钱而去买煤烧的人家之列，上山捡柴和割草属于我们这些做孩子的日常营生重要任务之一。

    那时，姐姐是我们家捡柴的主力。爷爷和奶奶是我们家分开过日子的，因此奶奶也要上山去捡柴的。那时奶奶也有七十来岁了，她只能做姐姐的下手和搭档，而且姐姐是要负责保护奶奶的，她们祖母和孙女俩配合很默契。姐姐为人聪明机灵，手脚特麻利，负责捡柴，奶奶负责放哨和将捡好的柴装到自带的畚箕里。一般不要很久，她们就可以捡到一担柴，欢天喜地地回家来了。

    我比姐姐小三岁，我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给家里放牛，偶尔也扯点猪食或鱼草。如果轮到村上说山上每隔十天的放假（大家都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山捡柴），那时，全家包括母亲和所有孩子都要去捡柴的，我理所当然地要去参与这一盛事的战斗。

    我上山捡柴一般没有那么专心致志的，玩的成份居多，故家里人也不会对我抱多大的指望。我在山上一般是找蘑菇，或是想看一看能否侥幸捡到一窝野鸡蛋。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，以前我和奶奶一起在山上实在是碰到过这样的好运气，捡到过几次野鸡蛋的。尽管我是这样的好玩和捣蛋，奶奶、母亲和姐姐也对我没有多少管束的办法，当然讨几句骂是避免不了的，但这也在她们的容忍度之范围内，只好听之任之。

    我小时候对爬树也很感兴趣，而且有一定的爬树技术。有时看到姐姐爬上树去摇干树叶子，而且可以从一棵树很灵巧轻松地跳到另一棵树上，觉得特有趣。我在地面上找不到蘑菇和野鸡蛋，感到无聊之极，又不甘愿当下手，所以也去爬树摇柴。我那时身材瘦小，很轻便，故在树上穿来穿去，完全不在话下。有时在树上一边摇柴，一边做一些怪模怪样的惊险动作，惹得她们担心。她们就要我下来，我僵持着不愿意下来，她们就用捡柴的耙子来打，我就从树上跳下来，一溜烟地逃跑了。

    这样的放假捡柴的日子，即使是天气很热的时候，山上的人也很多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很热闹。这里有山风吹拂，有鸟儿叽叽喳喳的歌唱，有青青的野草，有时还可以看到丛丛的野花，心情还舒畅的，天气炎热的感觉也可以暂时忘却。如果我们捡到的柴很多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还可以得到奶奶和母亲几句称赞的话，心里感到特美，特高兴。每逢这样的日子，父亲也会“识时务”地买一点肉回来，给家里人打一次牙祭的，补充一下肚子里面的油水，真感到有比六月里喝了雪水一样快乐！

    姐姐尽管很机灵伶俐，但在捡柴方面并不是总是顺风顺水，也有失手的时候。上面说的那两个看山人，有时摸到了村民“偷柴”的规律，也会调整“斗争”的战略部署。有一次姐姐和奶奶在山上捡柴，她们两个没有注意，让王业喜和曾德科来了一个迂回合围。姐姐反应得快，担起捡好的柴，飞速奔跑，不管是高坡还是田坎，连跑带滚和象翻跟斗，反正只要是计策都用上，从看山人的“魔掌”中逃脱了。可是，可怜的奶奶年纪大了，跑不动，虽然作努力“逃遁”，还是被他们捉住了。

    那时，不经放假允许，私自上山捡柴是要罚款的。捉住奶奶以后，这两个看山人来到我家，找到我父亲说要罚款。我父亲就和颜悦色地和他们解释，说老人不容易，说姐姐还是个孩子也不懂事。好说歹说，另外他们也顾及到我父亲在村里的威望，他们遇到有个三病两痛也要有求于我父亲，款就没罚了，父亲就让母亲拿了几个鸡蛋，切了很多辣椒一起炒了，拿出二三斤米酒，和他们一起喝，一阵把盏谦恭之后，事情就这样解决好了。

    我现在想起这些事情，感到很滑稽，有时也自嘲地笑几声，为以前的生活和辛酸添加些无赖！同时，经过了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，我也在想，珍惜现在的日子，感到这个再不要象以前那样艰难而奔波的时代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！